企业黑名单将出现。

7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推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该会议提出，设立经营异常企业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制度，对不按时公示或隐瞒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采取信用约束措施，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等工作中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杜丽群指出，这意味着政府将加大企业诚信的监管力度，下一步政府将出台相关措施，对信用建立制度的工作也将加强。

“这对企业主体参与市场经营有很好的作用，企业在经营中需要更加注意守规守法。”她说。

目前，各级法院已经将不守信用的部分个人名单对社会公布。此前的7月18日，最高法院正式推出“失信执行人排行榜”，全国自然人和法人“老赖”可以由社会公开查询。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冯中圣在接受中国政府网访谈时指出，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是不良行为终止后5年，超过5年要删除，对企业的不良信息，则没有规定保存期限。

为此，在现有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国家还将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

力推市场“明哨”

在一周前的7月14日企业家座谈会上，包括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均向总理表示，“不要补贴、只要公平”，“只要有规范、公平的竞争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

张朝阳甚至指出，中国互联网的成功，来源于最纯粹、最完全的竞争。但是版权保护不够，现在对侵权处罚的金额太低，有时只有10万元人民币，根本没有效果。

在7月23日的常务会议上，李克强重提此事时说：“如果对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没有更加严厉的惩处，好的企业就发展不起来，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上述会议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提出建立反映企业基本经营状况的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并要求即时公布股东出资、股权变更等信用信息，有关部门要对公示信息进行抽查。

李克强指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本届政府的先手棋、关键招，改革最关键的，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放宽准入，减少审批，让更多有意愿的企业进入到竞争平台。但所有进来的企业，都必须要讲“规则”。

“市场不能搞丛林法则，不能随便‘搞一家伙’、出个‘黑手’，还需要政府这个裁判员。”李克强说，“但另一方面，政府要吹‘明哨’而不能吹‘黑哨’，要明确监管规则、创新监管手段，允许自然的优胜劣汰，让市场公平竞争、健康发展。”

该会议指出，在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废除企业年检制度、大力取消事前审批的同时，加快实施企业信息公示制度，从主要依靠行政审批管企业，转向更多依靠建立透明诚信的市场秩序规范企业，是创新政府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改革举措，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让“信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桩”。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杜丽群指出，通过上述条例有利于企业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提供了环境和制度保障。

“企业如果想更好发展，就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诚信等问题。”她说。

将设立企业黑名单制度

上述会议指出，设立经营异常企业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制度，对不按时公示或隐瞒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采取信用约束措施，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等工作中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

建立部门间互联共享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等手段提升监管水平。对不守法、不诚信行为“广而告之”，让违法企业一处违规、处处受限；为诚实守信的企业树“金字招牌”，让诚信企业在公平竞争中不断增多壮大。

此前从4月开始《企业信息公示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已经提出企业信用公示的内容包括企业登记、备案信息、动产抵押登记信息、股权出质登记信息，以及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加快实施企业信息公示制度，就是要让政府从过去“依靠行政审批管企业”，转向今后“更多依靠建立透明诚信的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让市场这个经济“发动机”，释放更加强劲的动力。

记者获悉，《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与最初征求意见的名称不一样，增加了“暂行”二字，与下一步要根据情况进一步完善该条例有关。

李克强强调，企业最怕的就是市场不透明，预期不稳定。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既要公开“晾晒”进入市场的企业信息，也要加紧“晾晒”政府的权力清单。

冯中圣指出，下一步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加大失信成本，对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在现有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将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

为此，对于严重违法失信的人，在注册公司、申请政府的补助资金时，肯定要面临非常严格的审核和限制。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曝光，发挥群众评议讨论、批评报道等作用，通过社会的道德谴责，形成社会震慑力，约束社会成员的失信行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