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2002年十六大以来，到2011年，扣除价格因素，中国G DP总量增长1.5倍，人均G DP增长1.4倍。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根据测算，若要在十年中完成上述两项目标，需要达到年均7.2%的增速。与过去十年10%的年均增速相比，看起来有些保守，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下移，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并不轻松。

中国能长期持续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要素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这三大红利支撑了中国黄金发展30年。然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变局，助推全球经济步入全面深刻调整的新时期，各类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以深化调整来促进发展的艰巨任务。中国也不能不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增长之路，进入一个增长格局不断转换的新时期。

第一，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转变。中国未来必须向要素要效率，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加速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内涵增长转变。

第二，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近年来，世界消费与储蓄格局一直都是“失衡并超常增长着”。全球失衡系统中，“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美国成为中国的消费主体，中国成为美国的储蓄主体。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消费格局正经历着重大改变，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和趋势，就是中美都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收敛。完成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将释放出约64万亿购买力，这一庞大的内需市场，将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30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开始的。这些方式，是当时中国根据低发展水平作出的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能力的阶段性特征。正是这种发展阶段性特征，使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同时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

归根结底，一国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今日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90万亿元人民币银行资产，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能否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进而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对其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演进路径。从立国到强国再到富国，中国走过了6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现在，中国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中国国家盈利模式能否实现新的转变，将决定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