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钧院士(左一)在港珠澳大桥上参观　

筹备6年，建设9年，港珠澳大桥历时足足15年。它，既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中国交通史上技术最复杂，建设要求及标准最高的工程之一，被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

今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教授孙钧站在港珠澳大桥东岛非通航孔桥的桥面上，眺望大屿山与伶仃洋，“来了这么多次，这次心情最轻松。”已经93岁高龄的他多次赶赴港珠澳大桥指挥部“望闻问切”，解决了港珠澳大桥的不少难题。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是当前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隧道深埋在外海海底，它的长度和埋置深度都达到世界最长、最深的规模。由于这项“超级工程”涉及很多全新的技术，其蕴含的巨大工程难度都是过去不曾遇到过的。已至耄耋之年的孙钧，频繁地往来于上海和珠海，奔走于工地和会议室，前前后后参加各类技术风险评估会、咨询会达三四十次。

事实上，在此之前，孙钧曾参与过很多“超级工程”，其中包括青藏公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南水北调、洋山深水港、长江隧桥等。“我这一辈子，经手的大项目大概就是这些。不是我有什么能耐，大概是我资格比较老吧。”

讲台上的孙钧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新中国建设的日益发展，隧道与地下工程从理论发展研究到工程技术开发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济大学决定创办隧道与地下工程专业，适时建立同济大学地下结构工程教研室，联袂已有的工程测量、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组建成立地下工程系。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李国豪教授排兵布阵，调集一批优秀教师承担新专业建设工作，孙钧教授受命从桥梁专业转到地下结构专业，担任首任教研室主任。自此，孙钧教授就开始了新专业的建设，直到今天，从未离开过，可谓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带领同济地下工程专业师生赴东北参加国防工程建设 （前排中为孙钧，1960年12月）

1960年至1961年，孙钧率领部分教师和首届地下建筑工程专业学生数十人，负责我国第一座特大型军用地下飞机洞库工程建设。1965年至1966年，他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主持了上海市第一座地下铁道车站——迄今国内外最大的预应力混凝土气压沉箱工程的勘测和设计工作，并担任上海打浦路黄浦江越江隧道工程设计和施工的技术顾问，亲自参与了该隧道备用车道连续沉井的设计工作。70年代，孙钧对我国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培养了大批学生，充实了人防工程设计、施工和科研部门的技术队伍，而且为上海市人防工程示范性地规划、设计了多处不同等级的人防样板工程，包括分几批培训技术干部。

结合这一时期为数众多的工程实践，孙钧对地下结构设计计算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进而涉猎地下防护工程抗爆结构动力分析等复杂力学领域。1976年，他在国内率先为进修人员和青年教师开设了“地下结构非线性静、动力问题有限元法解析”“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及“地下结构抗爆动力学”等一批新课程和专题讲座，为以后国内这一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在同济离心机实验室前与弟子们合影

2008年汶川地震之时，孙钧已是82岁高龄。当时，刚完成心脏支架手术的他，听闻学校组织赴灾区抢险和参与重建时，遇到了自己专业相关的难题，就强烈要求出院，奔赴灾区进行实地考察。虽然最终还是被家人劝说留下，但躺在病床上的他仍尽可能搜集相关信息，针对难题进行研究，最终形成两篇调研报告，由中国科学院转交相关部门以供参考。

如今，耄耋之年的孙钧依然时常出差调研，若有人劝说他享享清福，他总是这样说道：“国家给了我那么好的条件和机会，我总要做事，不能辜负啊！”无论研究还是教书，凭着这份责任心，他几乎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光阴与心血。

多年来，这位永远“闲不住”的老人，一直密切关注国家大事，他说：“每天再怎么忙，报纸、新闻和电视，我也必然是要看的。一旦祖国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义不容辞。”在孙钧的工作议程上，农历鸡年的最后一个学术会议，是关于港珠澳大桥桥梁美学的。港珠澳大桥，跨海段长度22.9公里，海底隧道长达5.9公里，还有两个1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这两个人工岛如何规划，人工岛的景色如何与海景协调，吸引更多香港同胞到这里来旅游，全桥景色怎么设计更好，这些都是桥梁美学关注的问题。”孙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