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九十的耄耋老人，仍然活跃在港珠澳大桥工地现场发挥他的光和热。
　　很难想象，一位92岁高龄国际知名老工程科学家，每年还要完成30多次的应约出差任务。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港珠澳大桥、崇明长江第一隧桥、秦岭终南山、厦门翔安国内第一座海底隧道、兰武客运专线乌鞘岭……祖国广袤的锦绣河山，处处都留有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桥隧结构与地下建筑工程的权威学者、技术专家孙钧。
　　经磨难，而奋发
　　孙钧出身在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是民国时期知名的法学专家，因为不满国民党时代的黑暗统治，忿而弃政从教，曾历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法学院和上海法政学院的一级教授。而幼年孙钧的梦想却是科学救国，但在当年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他的求学之路十分坎坷。11岁的他跟随家庭“逃难”，从南京经苏北辗转来到了上海租界，躲过了南京大屠杀的厄运，一家七口蜗居在当年法租界内的一间陋室里。目睹过日本鬼子、安南（今越南）兵、印度巡捕的恶劣、欺诈行径，孙钧幼小的心灵饱受煎熬，而又切身感受到国家羸弱就要受到欺辱，从而萌生了一定要爱国图强的雄心壮志。
　　读完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小学、1945年秋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今上海中学）高中工科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考入了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学习。但是，因为家境困难，他又不得不辍学、求职，后来以高分被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大）土木工程学系录取。在大学时代，孙钧成长为一名党外积极分子——进步学生会的系科代表，刷标语、呼口号、罢课斗争抗议，参加“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大游行，在隆隆炮声中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孙钧说到，那几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教育并培养他逐步树立了爱祖国、爱人民的革命人生观。爱国奉献、报效祖国、荣我中华，矢志科学救国，是他一生为国辛劳而永不懈怠的追求。
　　纵蹉跎，也奋进
　　他自诩是“科班出身”。攻读名校又勤奋钻研，加上诸多名师的言传身教、悉心指导，让他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功底，学会了土木工程的ABC，为以后的进取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真是一辈子受用不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孙钧从交大毕业，并被安排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参加短期政治培训。在短短三个月的培训里，他有机会聆听了陈毅、舒同等革命前辈，以及胡乔木、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们的讲课，使他对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真谛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结业时，因在交大所学专业课程“结构力学”的笔试成绩突出（提前一个半小时完卷，得到100分满分），孙钧被当年华东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相中，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第一份技术工作。1951年秋，当时因为上海交大土木学系有位青年老师离职，系主任觉得孙钧在交大学习成绩优秀，为人又踏实睿智，经组织安排调回母校从事教学任务。之后，因为1952年秋全国院系调整，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与全市其他同类专业一起被调整到同济大学。就这样，流光易逝，孙钧一干就是整整66个年头。
　　在同济大学工作期间，因为俄语基础好，孙钧以讲师身份被派到一位苏联桥梁专家（Й.Д.CHИTKO教授）那里担任专业口译；他还在职完成了苏联副博士全部学位课程的学习并撰写了副博士学位论文。1960年，为了我国国防工程建设以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铁工程建设的发展需要，同济大学李国豪老校长任命孙钧负责组建国内外首所“隧道与地下建筑工程”专业，并担任首届专业教研室主任。1960年至1963年，孙钧率同济师生远赴外地，主持并负责了我国第一座特大型地下飞机洞库和配套地下储油洞库工程的建设。1964年至1966年，他又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承担了上海市扩大试点地铁工程、第一座地下铁道车站——迄今国内外最大的预应力混凝土气压沉箱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并担任上海第一条黄浦江越江打浦路隧道工程设计和施工的技术专家，负责主持了该隧道备用车道连续沉井的工程建设任务。
　　正当孙钧想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遭遇了一场十年浩劫。此时国家的“三线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孙钧积极投入贵州和四川两处“大三线”工程建设中。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依然背负理想，对自己的专业进取没有丝毫懈怠。在那些寒冷彻骨的冬夜，在皖南农村进行劳动锻炼的孙钧，与村舍阁楼里那盏暗淡的油灯相伴，用两个月时间，逐字啃完了法国岩石力学家塔罗勃撰写的《岩石力学引论》原本专著，那些深夜的勤奋耕读让他乐此不疲。孙钧深信，我们伟大的党终究会省悟到科技强国的极端重要性，科学的春天总会有到来的一天。
　　用奋斗书写岁月
　　1976年，年已半百的孙钧终于等到了他魂牵梦萦的那一天——“四人帮”被粉碎了。重新走进实验室的孙钧，如饥似渴地忙于学习和工作，他想要把失去的岁月抢回来。那些年，他能每年写出近10篇专业学术论文。全国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此起彼伏，孙钧又马不停蹄地在各个工程之间穿梭奔忙：技术论证、课题立项、详细勘察，为工程诊治把脉，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实际困难问题。他说：“岩土这东西，不能只关在学术殿堂里做空头学问，而是一定要在工地现场‘验明正身’”；“没见到病人，一个工程医生又怎能对诊配方开药？”
　　在知天命之年，国家教委委派孙钧去美国留学深造，在北卡州立大学作博士后。这次深造使他学术眼光大开，让他有机会汲取西方知识殿堂的学术营养，不断充实自己。归国后，他先后担任了许多一级学术兼职，在多所国内外大学和研究院所任职任教并担任了30余项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技术顾问和专家组专家。他同时也是国内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1981）和首批博士后导师（1986）。在隧道与地下结构子学科领域，他建立并开拓了新的学科分支——《地下结构工程力学》，是国内外公认的该子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叶开始，他带领团队成员围绕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就发展岩土材料工程流变学和地下结构黏弹塑性理论、地下防护工程抗爆抗震动力学、城市环境土工学和人工智能科学在岩土力学与工程中的应用等前沿学科开展系统深入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遵循“实践论”的观点和方法，攻克了一个个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并应用于生产实际，取得了巨大的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数十年来，他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380余篇，完成专著11部，参与编著3部，共约1800万字。他获授国家级奖励4项、部委（省、市）级奖励17项。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作为长江三峡工程的特聘专家，为三峡永久船闸高边坡岩体的局部稳定与闸室墙体的变形控制作研究，前后10多次下川江、攀上坛子岭而劳碌奔波；还为上海宝钢三期工程的外港建设而奋笔疾书。
　　在实地解决工程问题往往都具更大的挑战性。一次，孙钧在湖北恩施查看四渡河一座特大跨谷悬索桥隧道锚的锚峒时，他一脚高、一脚低地从约近35度的陡坡道下到70多米深的峒底，花一个小时仔细看完岩体结构产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又从铁索阶梯艰难地爬出地面。到了峒口，已过古稀之年的他足足有5分钟说不出话来，还说这次真的达到自己的体力极限了。又一次恰逢中秋节，为了踏勘边防工事，孙钧从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顶着44摄氏度的高温，极其细致地完成了勘察任务。在成渝一级公路四座长大隧道的通风和出入口照明等研究中，他力排众议，极力推荐当时国内公路隧道还罕见的纵向诱导式射流通风方式，并用改善洞口照明的计算机无极自动调控以取代一般洞外设置光过渡的设计构思。仅此两项革新，就为每座隧道节约了数千万元。
　　在全身心投入生产一线之余，他还把眼光瞄准了国外隧道和地下工程的先进技术当中。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孙钧在美国访学期间，就接触了非线性有限元数值分析方法和虚拟现实的相关信息。这种能够建立人体器官组织虚拟模型的方法，孙钧认为应该同样适用于土木结构工程学领域。他如获至宝，不仅带领教研室老师认真学习，还在国内首次出版了《地下结构非线性有限元方法分析》一书，开设了这一领域的第一家专业培训班，一时间在同行中引起轰动。
　　今天的孙钧依然惜时如命，一分钟也舍不得虚度，更不愿做“虚功”。他认为“惜时如命”应该是人生最宝贵，也是第一位要珍惜的。
　　对于青年学子，孙钧也从不忘悉心培育和教导。在今年5月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举行的一场报告会上，孙钧向学子们介绍了自己一生潜心做科研的认识和体会。他认为最核心的要领是“兴趣”两个字：有了兴趣就会去钻研，而钻研进去了就更有兴趣，更有兴趣就更加钻研……这样形成了良性循环，成功也就必然在望了。他同时寄语青年学子们要淡泊名利，不怕失败，执着以求，勇于探索。孙钧还向在座的青年学子们介绍了未来工程领域发展的新态势，那就是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和网络技术等，在土木工程领域如何开展高新技术创新。
　　“我年岁大了，在高新技术探索方面，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孙钧说。92岁的他，依然希望能够跟随着年轻人的步伐，“长江后浪推前浪”，奋勇前进，绝不虚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