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广丰，一个至今都没有形成挖掘机产业集群的内陆县，“无中生有”打造出了一个“挖掘机之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轨迹，被誉为“广丰现象”。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叫项达昌的广丰农民，开着挖掘机在上海“挖”出了第一桶金，成为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诞生的第一位亿万富豪。自此，围绕着挖掘机的打工造富传奇，在广丰每年近30万人的劳务输出军团里被不断复制。

　　从几台机械小打小闹到7万多台的“铁甲军团”，广丰挖掘机如今的保有量占全国总量的1/10，挖掘机市场带动的劳动力超过20万人，1/3广丰人靠挖掘机致富。

　　有句玩笑话说，广丰的挖掘机打个喷嚏，上海就有一半建筑工地停工。

　　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庞大的市场。新世纪(9.55,0.49,5.41%)的头十年，国内外各路挖掘机厂商、代理商云集广丰，他们不惜以低首付、甚至零首付的销售手段，将数万台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挖掘机搬到广丰。一时间，广丰和整个工程机械行业一起，见证了挖掘机给他们带来的共同繁荣。

　　然而，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趋缓、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深入、各地挖掘机需求趋于饱和，靠工程吃饭的广丰人开始揽不到活、还不上款，无数挖掘机闲置在县城各处，在温润的江南丘陵上等着生锈。

　　货款拖欠事件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广丰人十余年在挖掘机圈子里树立起来的信誉急转直下。收不回钱、卖不出机器的厂商代理商，纷纷退出广丰，人去楼空。

　　仿佛一夜之间，疯转了20年的造富机器突然停止了转动。刚刚过去的辉煌好像是一场幻觉，给那些为迅速致富而辍学开挖掘机的年轻人留下了一个个难解的问号，也给地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打工经济”创造的发展奇迹如何才能稳固?

　　造富机器

　　1997年底，上海浦东新区一处工地上，开来了一台有点破损的挖掘机，它的主人是一个25岁小伙子，他叫李泽坤，是江西广丰五都镇人。

　　挖掘机的到来，使得大部分仍是半机械化施工的工地加速运转起来，人力和四轮推土车都不敢从它的脚边经过。

　　当时的李泽坤并不像现在这样富有，更没想过他这样一个贫困县的农民十几年后能在上海开豪车住豪宅。他只是瞅准了上海工地需要大量挖掘机的机会，把打工攒的本钱，加上从亲戚朋友处借的钱，总共凑了30多万元，全款买了这台二手的小挖掘机，来上海淘金。

　　“当时，一台挖掘机作业的利润比较可观，一个台班(编者注：单位工程机械工作8小时称为一个台班)就2000多元，还招待机手吃喝住宿，享受工地最高待遇。”

　　“一个月一般30个台班，多的时候可以做40个台班。”李泽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头3个月，他就赚了差不多15万元，不到一年，他就把买挖掘机的钱挣回来了。

　　2000年，李泽坤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给自己购置了一台全新的挖掘机，并把他的一个胞弟和妻子的6个兄弟姊妹都先后从广丰接到上海，干起了土石方工程。2003年，这一家8人最多时拥有27台设备，其中包括21台挖掘机，一年能赚几百万。

　　在广丰，李泽坤这样的故事几乎每个人都会讲出很多个。但真正的“挖掘机第一人”，是广丰五都镇花棚村一位叫项达昌的村民。

　　上世纪90年代初，项达昌与同村人合伙购买了广丰第一台挖掘机。同样是在上海，他“挖”出了广丰人的挖掘机劳务输出史上的“第一桶金”。

　　1995年，花棚村已有近百台挖掘机，之后每年都以几十台的速度增长。最高峰时，全村4600多人，过半劳动力都在长三角打工，且绝大多数从事与挖掘机有关的工作。

　　花棚村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只需看下这家的房子和车子，就知道拥有几台挖掘机。据村主任介绍：“房子建得漂亮，说明这家只有一台挖掘机。房子建得漂亮，又有小车，说明这家人拥有两台挖掘机。如果车子是奥迪、奔驰之类的话，这家人至少有5台挖掘机。”

　　在花棚村造富传奇的“示范”下，挖掘机热潮从五都镇席卷整个广丰。20年来，几代广丰人背井离乡，开着挖掘机行走全国各地，挖土方、干工程，从长三角到珠三角，再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甚至出国到了东南亚、中西亚。

　　一个没有挖掘机生产历史的内陆县，“无中生有”打造出了一个“挖掘机之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轨迹。

　　在当地，有个“段子”形象地描绘了广丰人在挖掘机施工上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在江苏某工地的竞标大会上，工程方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谁能在第二天聚齐300台挖掘机，工程就由谁来负责。第二天，广丰人的300台挖掘机齐刷刷摆在了工地上，顺利拿下工程。

　　李泽坤说：“有句玩笑话这样说，广丰的挖掘机打个喷嚏，上海就有一半建筑工地停工。我估计，上海浦东90%的土石方工程是广丰人在做，松江、闵行则在95%以上。光一个松江区，广丰人就有3000台左右的挖掘机。”

　　从最初几台机械的小打小闹，到如今7万多台的“铁甲军团”，据广丰挖掘机协会统计，截至2012年，广丰的挖掘机保有量如今占全国挖掘机总量1/10，占据江西省70%以上的市场份额。

　　广丰挖掘机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广丰的挖掘机从业人数逾14万人，如果加上销售以及家属之类的，挖掘机市场带动的劳动力超过了20万人。1/3的广丰人靠挖掘机发家致富，年产值达140亿元，这超过了全县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

　　挖掘机上的“打工经济”造就了一大批富人，也极大地推动了后来被称为“广丰速度”的县域经济发展。十几年间，广丰从国家贫困县迅速成长为省级经济强县。

　　疯狂的生意

　　挖掘机赚钱，广丰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2008年之后，各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挖掘机的需求一度达到顶峰。

　　2007年，广丰人只有2万多台挖掘机在国内各地作业，到了2009年底最高峰时，这一数字就达到了7万多，两年之内整整增长了5万台左右。而2008—2009年，全国主要23家挖掘机制造企业的销售总量，也仅有17.2万台。

　　仅在广丰当地，一年销售的挖掘机数量就高达4000余台，这几乎占了挖掘机行业老大三一重工[微博](9.48,-0.07,-0.73%)过去一整年销售量的半壁江山，是行业老二福田雷沃去年一整年的销售量，甚至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量。

　　广泛的消费群体使广丰挖掘机市场成为挖掘机企业的必争之地。这里几乎聚集了日本的小松、日立、久保田、竹内、住友、神钢，韩国的斗山、现代，美国的卡特，瑞典的沃尔沃，国内的三一、柳工(8.23,0.06,0.73%)、众友、中联重科(7.35,-0.07,-0.94%)、山河智能(7.07,-0.05,-0.70%)、龙工、力士德、徐工等耳熟能详的国内外知名工程机械品牌。在广丰，一个简短的展销会就可以出售上千台挖掘机。

　　然而，一台挖掘机少则几十万，动辄上百万，广丰人怎么消费得起如此众多的昂贵机器?

　　“没有想象中那样可怕，一般只要十几万元能够支付首付就可以提机做事。”在2010年广丰首届挖掘机博览会上，曾有一位广丰挖掘机创业者在介绍创业历程时这样说。

　　因为大多数买家很难一次性付清全款，他们往往通过分期付款或者融资租赁(从出租人手中租赁挖掘机，付首付，享有使用权，定期给付租金，所有权由双方协商决定)的方式获得挖掘机。

　　以往，按照行业规则，为了控制风险，每台挖掘机不论采取哪种销售方式，用户首付比例都要在30%以上。

　　但近年来，30余家挖掘机代理商在广丰短兵相接，为了实现产品销售最大化，一再放低商务条件。10%首付、5万首付，甚至零首付提机这种高风险的销售方式在广丰早已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有的代理商为了冲业绩，不惜为“买家”垫付首付款。

　　买挖掘机也得到当地政府的鼓励。近几年，广丰县政府每年拿出几千万元贴息小额担保贷款额度，专门帮挖掘机创业者解决融资瓶颈，并采取多项措施为挖掘机“保驾护航”。

　　广丰当地一位代理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由于广丰挖掘机需求量大，人讲信用，且有政府贴息贷款支持，厂家便将首付款一降再降。”

　　为了拼抢客户，促销手段也被用得淋漓尽致。2009—2011年，广丰的挖掘机老板们全面、充分地领略了厂商们的“热情”。

　　据一位挖掘机老板回忆，在广丰街头随处可见“团购挖掘机有礼、购挖掘机送破碎器以及抽奖送现金、送电脑、送汽车”这样吸引人们眼球的挖掘机的促销广告。

　　每逢春节，挖掘机厂家及代理商齐聚广丰，趁着数以万计广丰人回乡过节，举办各类展销会。他们还在高级酒店召开用户团拜与产品促销会，珍馐美味招待客户，还捎上金玉饰品等价值不菲的礼物。

　　一位挖掘机代理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平均每订购一台挖掘机要分摊的促销费用多达1万~3万元。但一些品牌的挖掘机这段时间的销售量甚至可以达全年的20%~30%。

　　代理商还将厂商“以旧换新”的促销手段用到了极致。因为“换新”就意味着出货、销库存、算业绩，之前“旧机器必须是国外品牌”的要求被不断放宽，渐渐地，旧国产机器也能换新，直到后来，汽车、房产也能用来换新。

　　“2010年前后，有很多厂商采取了先努力扩大市场份额、再加强信用与债权管理的营销手段。”一位山东临工的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市场竞争以近乎疯狂的手段刺激着广丰的挖掘机消费，也让生产企业对挖掘机的市场容量失去了准确的判断。中国挖掘机年产量从2005年的34722台增至2011年的194961台。

　　谈起2011年举办的挖掘机博览会，江西轩辕春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章国圣曾不无感慨地说道：“这哪是买挖掘机?就像是过年买白菜一样!”

　　一位常年观察广丰挖掘机市场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广丰人当年的普遍心态是：整机售价低、首付门槛低、商务条件低、投资回报快。在广丰，不乏贷款买挖掘机、自己做老板，或是先买挖掘机、再找工程的买家。

　　这也意味着，这样庞大的“铁甲军团”如果找不到工程，整个挖掘机销售买卖的金融链条将面临崩溃的境地。

　　在这样一个市场里，围绕着一台台造富机器，买家因为不用花多少本钱就能致富而对此趋之若鹜，经销商为占领市场进行无底线竞争，生产厂家为此不断扩大产能。

　　投资的冲动像泉水，一直汩汩地冒着泡，而经营风险从一开始就蕴藏于客户与厂商双方的交易之中，当市场变脸，行业的新旧问题便集中在广丰爆发。

　　寒流来袭

　　赵立平今年这个年过得比较郁闷。春节回到广丰老家，看着停在院子里的那台挖掘机，就有些头大。

　　在一家企业任高管的他，2011年下半年经不住表弟的劝说，合伙买了一台挖掘机，花了70万元，一人出资一半。表弟曾告诉他，像这样的挖掘机，一般3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之后基本上赚的都是纯利润。

　　他表弟此前已经有了一台挖掘机，靠出租或揽活大挣了一笔。赵立平也觉得这是个赚钱路子：机器可以租出去给土方老板用，自己还不用怎么操心，只管坐在家里收钱。

　　不过，赵立平没赶上好时候。2012年12个月，赵立平就干了两个多月的活，那台挖掘机几乎闲了一整年。

　　赵立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下子增加这么多挖掘机，再算上原来的存量，挖掘机多了，市场竞争激烈。受房地产宏观调控影响，尤其是宏观经济回落，活大量减少了，效益自然就差了。”

　　望着赚不到钱的挖掘机，赵立平考虑卖掉。但按照惯例，用了大约一年多的机器，起码要降价30万元才会有人接手。而这一年里，赵立平这台挖掘机工作所得利润只有5万块不到。

　　2010—2012年，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自2009年下半年发端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渐渐把挖掘机的“生意”带入谷底。近两年，在广丰和赵立平有同样遭遇的不在少数，甚至有部分挖掘机人“栽了大跟斗”。

　　抱着发财致富梦，家住广丰县壶峤镇的李宇宙辞去了教师工作，在2011年买了一台山河智能的210大挖机，当上了挖机老板。

　　货款总共70多万，当时他手头上现金不多，用的是分期付款的购买方式，厂商放宽商务条件，首付只有5万，剩余货款分两年还清，平均每个月要还将近4万。

　　最初，李宇宙拖着挖掘机来到了浙江嘉兴找工程做，耗了两三个月也没有做多少活儿，不仅没赚到钱，还借了亲戚朋友的10多万垫上了挖掘机的月供，7—9月，李宇宙又去云南，恰逢当地雨季，工程都开不了工，闲了整整三个月，只得到处拆借还上月供。

　　现在，李宇宙已经背上了30多万的债务，原本教书一天无忧无虑幸福的生活，现在却变得天天和爱人吵架，天天背负巨大压力和忧愁。

　　如果继续闲下去，找亲戚也借不到钱、还不上分期款，最后他极有可能钱车两空——代理商会找人把车拖走，之前的货款就白还了。今年，他已经听到过太多这样悲惨收场的案例。

　　一位代理商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广丰近几年卖出的挖掘机，每10台挖掘机里面，起码8台负债累累，某品牌挖掘机2011年在广丰客户按揭逾期率高达70%、因恶意欠款而导致的拖机率达40%以上。

　　违约案例越来越多，广丰人的信誉一落千丈。不到两年时间，广丰挖掘机市场就从被热捧的“宠儿”变成了避之不及的“黑名单客户”。

　　而那些早年赚了钱的人，也不得不将挖掘机闲置或是转让出去，转而做别的事业。一度风驰电掣的经济引擎就这样给“广丰速度”来了一个急刹车。

　　斩仓离场

　　收不回款的厂商代理商坐不住了，算起来，福田雷沃应该是最早“抛弃”广丰的一个。

　　2011年的一天，福田雷沃在广丰的代理商钟加宁突然接到了一个大单，一位名叫张建的广丰挖掘机机主向钟加宁一次性订购了10台大挖掘机，总价1000多万元。那天钟加宁特别高兴，按照一般代理商销售的利润分成，这一单至少可以为他带来30多万元的收益。

　　张建选择了分期付款的购买方式，付给钟加宁的首付款不足百万，按购买协定，每月27日前结清每期高达40多万的货款，24个月还清。

　　然而从第一个月开始，张建就以施工方拖欠工程款为由拒不偿还货款。连续3个月，无论用何种手段催款，钟加宁没能从张建那里拿到一分钱。而根据购买协议，如果张建连续3个月不能清偿月供，就要进入拖车程序。

　　3个月后，当钟加宁带着拖车队伍来到张建的工程现场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人，电话也打不通，通过定位挖掘机上安装的GPS系统也无法找到机器——机身上的定位系统早已被张建拆除。

　　张建连同10台挖掘机一起销声匿迹。

　　在钟加宁看来，这肯定是蓄谋已久的一个骗局，他当即在当地公安局报案。所幸，公安局很快立案;不幸，网络通缉了近两年，也还是没能找到已远遁他乡、隐姓埋名的张建。

　　损失惨重的钟加宁义愤难平，决定离开广丰，不再代理福田雷沃的挖掘机。

　　张建事件发生后不久，福田雷沃的另外一位代理商又遭遇23个广丰人集中拒绝还款。福田雷沃方面决定彻底离开广丰，并把广丰人列入消费者黑名单。

　　“广丰人的名声已经臭了，卖机器的时候碰到广丰客户我们就退避三舍，他们十有八九会恶意拖欠货款。”福田雷沃金融服务事业部信用经理萧啸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对于此番言论，一位广丰挖掘机老板感到十分委屈，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不是故意不还，实在是没钱啊，现在挖掘机这么多，项目已经越来越难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不给结工钱。去年上半年，我的两台挖掘机收入才5万元左右，而2007—2008年行业最景气的时候，我一台就年收入近40 万元，当时分期买挖掘机的时候，谁想到市场会不景气成这个样子?!”

　　“他们(代理商)就不应该在市场前景不明了的时候，用那么低的商务条件把机器大量地给卖我们。”上述挖掘机老板说。

　　中国工程机械协会挖掘机分会秘书长李宏宝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我国挖掘机行业的产能已经超过40万台/年，而全球每年挖掘机的需求量尚不足40万台，许多工程机械生产厂家有计划地停产减产，但仍有大量产品积压在仓库。”

　　而2012年，全国挖掘机总销量仅为11.9万台，比2011年下降35%，甚至低于2010年的水平。

　　“很多机器都滞销了，去年一个制造商生产的5000台挖掘机年只消化了1000多台，能真正到达挖掘机用户手中的可能只有两三百台，80%的产品滞留在经销商环节。为销库存争夺市场，大多数厂商都给自己的代理商放宽了销售条件，任由其低首付、高风险交易。”一位常年观察广丰的外地挖掘机老板吴皓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厂商和代理商们的疯狂才是导致广丰走到今天的境地的真凶，他们也因此自食其果。

　　这种激进的促销手段，给厂商们带来了可观的销售量，也带来了无穷的后患：收不回来的货款使他们回款压力空前，产业链资金紧张，应收账款激增。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2年12月底，协会汇总统计的13家企业集团，应收账款910亿元，比2011年上升了61.27%，产成品库存量257.9亿元。需要消化的库存量非常大。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近10年来，到了最困难的时期。

　　广丰人违约不还款的情况越来越多，到最后几乎失控。几乎每一个代理商手里都压着不计其数的的案子，平均每十笔交易中就有七八笔逾期，且每笔交易涉及货款动辄上百万元。

　　众多品牌在“受伤”后纷纷撤离广丰。如今，广丰街头红极一时的代理商门店，纷纷锁上大门，由2012年初最多的33家减少至现在的6家。这些留存的代理商，也打算把未兑付的货款收回后斩仓离场。

　　龙工挖掘机在广丰长期排在销量之首，龙工销售总经理吕荣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前后，大家确实卖了很多台机器而忽视了风险控制，现在问题已经显露出来，而且十分严重，我们也已经在收尾了。”

　　错过的产业梦想

　　广丰县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去年6月18日，广丰县政府在芦林大道专门设立挖掘机产业行业服务办公室(下称“产业办”)，旨在为广丰挖掘机行业近两年日益增多的拖欠还款等各类经济纠纷提供法律援助等各项相关服务。

　　产业办主任夏利琳的办公桌上，有一摞代理商刚刚报上来等待追款的坏账单，以及要求公安局立案逮捕相关当事人的投诉状。

　　而产业办业务股长刘云富每天的任务，就是把车后备厢里的投诉状交到公安局法制办，通过立案追查，帮代理商们挽回损失。

　　刘云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问题已经严重得不得了!有的代理商手中甚至压着50余起案子。这些还只是一部分，都是人和车同时消失的那种最严重的情况，其余大部分案子还不在我这儿。”

　　“产业办是县政府的组成部门，可以直接协调司法部门，促使一些案子走法律程序处理。”对于县政府成立产业办的初衷，夏利琳这样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

　　但收效甚微。2012年，刘云富递送了七八百份投诉状，但是只有两三个立案。“公安部门认为，用户们还不上款、人车消失，并不能构成刑事犯罪，因为在当时交易的时候，代理商的很低的购买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有‘商业诱导’的嫌疑。而且，很多机主并不是恶意欠款，而是由于上游工程企业拖欠了机主很多货款，这种三角债的责任谁也讲不清楚。”

　　刘云富还有一个身份：利富土石方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也凸显了产业办的另外一个职能，利富归产业办所有，产业办以利富的名义为空闲挖掘机招工程，不过不是为广丰散户们，而是为代理商服务。

　　夏利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集合很多台挖掘机，规模化更容易找工程，我们代表政府，更容易获得工程方的信任，回款也更容易一些，这些机器都是从代理商那里获得的。”在夏利琳的名片背后，印着开户行为广丰农村合作银行的银行账号，即为利富回收工程款的账号。

　　很多广丰当地人认为，对于挖掘机产业，当地政府出手晚了。2010年危机暗藏的时候，政府就应该站出来约束疯狂的商业行为。等到现在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才想到要把这个产业切实地抓起来，已经无力回天。而产业办只不过是在为留住代理商做一些补救工作。

　　其实，较早建议把这个产业“管起来”的是一个挖掘机老板。现年53岁的吴国能，是广丰最早的挖掘机创业者之一，他曾带领家族30多户人家，开着挖掘机走出广丰发家致富，他自己最多的时候拥有13台挖掘机。

　　最初听说代理商在广丰采取零首付、低首付等销售方式争夺客户时，吴国能就十分气愤：“他们这么做不对。他们只想着卖挖掘机，全然不顾市场规律，这样下去只会把广丰给毁了。”

　　2009年，吴国能放弃了在上海的挖掘机事业，来到广丰建立了中国唯一的县级挖掘机协会，并担任会长。在很长时间里，该协会行使着督导广丰挖掘机产业的职能。

　　接下来几年，吴国能做了不少事。2010年，吴国能联合当地工商联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挖掘机之都”注册商标，并在丰溪河边水尾山山脚下开辟出来一块大约60亩的空地，建成了“挖掘机博览中心”。“地是从山脚刨出来的，整个工程都是协会出钱。我自己现在还贴了很多钱在这里。”吴国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吴国能建议县政府相关领导，随着“中国挖掘机之都”的名声逐渐扩大，应该切实地把这个产业给管起来，摆正方向，健康发展。

　　他还提议，在广丰建一个“工程机械大市场”，让广丰的草根挖掘机经济向产业链高端转型。这个大市场将囊括以挖掘机为主，包含主要工程机械产品的制造、零部件配套加工、产品买卖交易、二手设备置换、机器保养维修、机手技能培训、工程施工承包，以及配套的工程机械文化娱乐休闲设施，比如工程机械俱乐部、酒店等等。

　　但事实上，这个全产业链的宏伟蓝图，至今仍停留在吴国能的想象中。行业协会毕竟不是政府职能部门，诸多现实的困局挡在吴国能面前。“我向县里领导提过无数次，光打印材料的钱就一万多，但是上层几乎没有反应。”吴国能每每说到此事免不了叹气，“后来有了一些动静，可没多久领导就换届了”。

　　更令吴国能头疼的是来自代理商的反对。因为向代理商收取展会费，当地代理商集体指责吴国能用挖掘机博览会、挖掘机研讨会等活动捞钱。

　　“他们(代理商)只看眼前的利益，根本不会考虑广丰以后的发展，有钱赚他们就来，出事了他们就跑。他们每年都回到厂商所在地开销货发票，对广丰的经济贡献甚微。”吴国能有些愤愤不平。

　　广丰一位当地人向记者透露，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对协会的不信任，不然不会在协会之后还单独成立产业办。对此，夏利琳指出：“一方面，协会遭到代理商的反映的确很多，一些直接反映到了有关县领导那儿。另一方面，由于协会职能权限所致，一些关系难以协调，起不了多大作用。”

　　政府设置产业办后，吴国能于今年年初离开了广丰。4月初，当记者来到广丰时，挖掘机协会所在的三层小楼也已经空置很久，落满灰尘。

　　“看不到希望”的吴国能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目前他正在和朋友筹办一家保险公司。

　　“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浦东开发，到新世纪的西部大开发;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到玉树地震灾区救援，哪里没有广丰挖掘机人的身影?可如今，却落得个过街喊打的结局。”说到这里，吴国能望着窗外，一声叹息。

　　2011年全球工程机械产业大会上，上饶市委常委、广丰县委书记倪美堂向挖掘机生产厂家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到广丰办厂。

　　而据吴国能介绍，挖掘机产业最辉煌的那几年，就曾有制造商想要在广丰建厂，如果成行，这无疑对广丰挖掘机产业、地方经济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但现在，错过了通过发展挖掘机产业实现经济跨越良机的广丰，似乎不再可能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了。

　　据中国商标网查询结果显示，从2010年3月到2011年6月，广丰县挖掘机行业协会先后18次以“挖掘机之城”、“挖掘机之都”、“挖掘机之乡”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商标，但该商标申请最后的状态更新是在2012年2月：“待审”。

　　2011年，广丰提出“1+5”特色品牌发展战略，即“广丰人”加上“月兔集团、黑滑石(建材)、马家柚(农业)、铜钹山(旅游)、挖掘机”。挖掘机被排在最后。

　　而近两年，黑滑石、新能源、循环经济“三大百亿”产业势头强劲。在今年广丰县政府工作报告中，“挖掘机”仅在有关“服务业”、“商贸”方面的表述中出现4次。

　　现在的广丰街头，到处都能看到“挖掘机转让”的小广告。不少挖掘机机主告诉记者，他们已准备卖掉机器转行，另谋生计。夕阳里，待售的几台二手挖掘机落寞地站在那里，无人问津，此时此刻显得有点狰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