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汛以来，多地出现强降雨，让一座又一座城市陷入内涝之困。

是降水越来越严重吗？专家们认为，除了城市发展“重地上轻地下的”发展观念外，内涝还缘于城市快速发展对环境的破坏，这是来自自然的报复。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曾说，武汉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填湖史。据统计，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间，武汉市的湖泊由200余个缩减至了160多个；而与之相对应的，武汉市城市建设区总面积则逐年增加，从2006年的455.06平方公里到2011年的507.54平方公里，5年间面积增长了11.53%。

中南民族大学研究资源评价与区域开发的刘成武教授表示，湖泊的填埋以及城市规划的不科学，都是造成内涝的重要原因。

7月17日中午，70岁的宋大爷坐在武汉岳家嘴徐东318号院子的大树下纳凉。

就在10天前，这个院子遭受了“水灾”。指着附近的一大片区域，宋大爷感慨道：“这原本都是湖，(现在)湖填多了，下雨的积水都排不赢。”

在沙湖附近，因大雨，车子在汽修店内排队10天等待维修；因大雨，50米内4辆车掉了车牌。7月7日这场并不罕见的大雨，让这座“百湖之市”一夜间连成了“海”，全市有49处路段、75个社区严重渍水。

大雨过后的10天，南湖附近的北苑小区，在这里卖书卖日用品的小店门外，还堆积着被雨水浸泡的物品。

“这一片以前都是湖。”指着汉口妙墩的一片房子，周爵风说，父亲常常跟他说起小时候的故事，父亲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小时候这里的湖水清澈见底，父亲将脚勾在树上到水里捞鱼，一不小心掉进湖里，所幸被人救起。

然而，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周爵风，有记忆的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臭水塘，再过了一段时间，臭水塘也不见了，逐渐成了私房，而后变成了高楼大厦。

“我甚至连这个湖的名字都不知道。”周爵风说。

而晒湖附近的多个小区，也曾经饱受渍水之痛。

据统计，从2002年到2012的10年间，武汉市的湖泊由200余个缩减至了160多个。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的快速发展，这10年里，武汉市城市建设区总面积逐年增加，从2006年的455.06平方公里到2011年的507.54平方公里，5年间面积增长了11.53%。

“很长一段时间，武汉的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填湖史。”在去年的武汉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湖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阮成发说。

随着武汉三环线、二环线的建成，市民们发现每逢下雨，三环线二环线就会有路段积水，今年更是波及了长江隧道。

“感觉从2008年左右，武汉的内涝就愈发显现出来。”市民张天磊说，2008年左右，武汉开始大拆大建，就在这个时期后，武汉的内涝几乎年年上演。

2011年6月18日那场暴雨后，“春天到武汉大学看樱花，夏天到武汉大学来看海”，一时成为网络流行语。

一边是许多湖泊被填埋，导致武汉的蓄水能力成数倍下降；另一边，大拆大建之后的城市建设中，抗洪排水设施基础建设却没有同步跟上。

武汉市水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内涝的原因在于降雨量大幅超过全市现有排水设施承受能力，武汉市现有排水系统抵抗暴雨排水标准仅为“一年一遇”。

抗洪排水系统不达标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武汉。早在1995年，国家即要求重点防洪城市在次年底之前完成防洪规划。

然而，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直到10年之后的2006年，全国642座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尚有12个重要城市、33个中等城市和125座一般城市，共计170座城市还没有编制出城市防洪规划。

不仅如此。“目前全国仍有340座城市(占总数53%)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特别是非农业人口150万人以上的34座特大城市中仅有7座(占总数21%)达到规定的防洪标准。此外，一些新兴的经济开发区和新城市的防洪工程建设严重滞后。”该报告首次披露。

内涝更多的问题还是城市规划中的不可行性和不科学性所导致。要解决问题还要从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上下功夫。”刘成武说。

《武汉城市排水条例》颁布实施已有将近10个年头，而随着武汉市的快速发展，条例中的很多条款已不能适应现有城市发展排水工作需要，排水系统亟待完善。

今年4月22日，武汉市政府表态，计划用3年时间，投资129.85亿元，完善17个排水系统，全面提高中心城区排渍能力，基本解决排水突出问题。

事实上，花再大的代价修建地下管网，只能缓解城市的积水问题。洪涝灾害却越来越频繁，且小灾害往往造成比以前更大的影响。

2006年，刘成武等人在发表的论文《湖北省近代洪涝灾害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中谈到，湖北省是我国洪水灾害特别严重的少数几个省区之一，每年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损失少则几十亿元，多则100多亿元，特别严重的年份(如1998年)高达500亿元以上。洪涝灾害已成为制约湖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1998年特大洪水为例，从降水量看，1998年夏季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并不是几个大水年中最大的；从流量和水位来看，长江干流部分水文测站流量也不如1954年大，但不少河段却出现了超过1954年或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超额洪水量比1998年大得多，但却造成了继1954年后又一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据不完全统计，至1998年8月底，湖北省受灾农作物面积是1954年受灾面积的两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亿元。

刘成武说，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境内西、北、东三面环山，中南部为平坦开阔的江汉平原，整个地貌轮廓大致为三面隆起，中间低平，向南敞开的“准盆地”结构。一遇暴雨，三面来水全部汇流到江汉平原，导致江河湖泊水位猛涨，而该地区的农田比河床低，每遇汛期，外江水位往往高出田地数米乃至十余米，造成外洪内涝，“准盆地”就成了“水袋子”。因此，临江的低洼位置与独特的地貌结构基本上孕育了湖北省洪涝灾害发育的空间格局。

水袋子，再加上湖北多雨的气候特点，注定湖北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多洪涝灾害的省区。但在地质、地貌与降水变化(增加或减少)并不显著的情况下，洪涝灾害却越来越频繁，这充分说明，近代以来湖北洪涝灾害频发与增加的原因不是由“天灾”与“地灾”引起，可能与近代人类社会活动的强度增加密切相关，是一种“人祸”所致。

再加上围湖垦殖，使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湖泊面积锐减，江汉湖群面积在0.5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建国初期有1066个，围垦后减少至309个，面积由8300多平方公里减至2600多平方公里，湖群总面积缩小了68.7%。湖北省湖容由20世纪50年代的130.5亿立方米锐减到80年代末期的56.9亿立方米左右，湖容下降了一半。其有效调蓄容积仅30亿立方米，仅及建国初期的26.6%。

刘成武表示，盲目围垦造成湖泊调蓄能力不断下降，从而造成湖北省洪水灾害频度越来越高、灾情越来越重，湖北省特有的孕灾环境孕育了“多灾”的特点，人类不合理土地利用活动引起本区森林急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与江湖关系恶化，人地关系日益紧张则是导致湖北省近代以来洪涝灾害“越来越频”的根本原因，而脆弱的承灾体承灾能力差则是灾情日益严重的真正根源。湖北省近代以来洪涝灾害的新特征是在自然因素作用的基础上，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严重破坏了原有和谐的“人地关系”，是“人祸”强化了“天灾”与“地灾”的结果。

曾经连着长江的湖泊，因为填湖而隔断了与长江的联系。这些内湖逐渐成了一潭死水，没有泄洪功能，也失去了自我净化的功能。

为促进两湖水体流动，形成动态水网，2010年4月，连接东湖和沙湖的“楚河”开始动工；2011年，在投资93.5亿元后，一条2.2公里的明渠将分离百年的两湖再次连通，这便是2008年3月，武汉市水务局宣布启动的“大东湖江湖连通与湖泊生态修复工程”中的一项，而为实现污水截流开展的“六湖连通”，估算工程总投资达158.72亿元，实施期为12年。

对于耗资近160亿元、耗时10余年的“六湖连通”，却有学者建议“取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认为，武汉市提出这一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湖水污染问题。对于防止出现内涝灾害而需改进的城市规划，乔新生表示，规划部门应当改变自己的观念，应当把湖泊看成是城市发展上的机遇。

“如果能够借鉴江苏苏州和意大利威尼斯的做法，把武汉市建成水上城市，那么大江大河大湖都将成为武汉市发展的难得机遇。”乔新生说，武汉市应该充分利用优势，把美丽的江海湖泊变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制定武汉市的长远发展规划，让武汉市成为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上景观城市。

武汉大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系教授张万顺表认为，应该对武汉市大大小小的湖泊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使其容积和保护范围不允许改变。这一说法也得到湖北省环境与资源学会副秘书长、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华的赞同，她说，造成“人祸”的局面，是因为“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和执法的不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