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开发和利用长江水能资源，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船出三峡，一代人以改革作楫，决策论证、建立“四制”、滚动开发……应对技术经济生态挑战，擘画工程蓝图;

　　逆水行舟，一代人以创新为舵，分期施工、两次截流、控温浇筑……攻关难题，筑就千米坝身。

　　站在三峡工程开工建设30周年的时间点上，回顾其建设历程，我们试图寻找问题的答案：为何创新是三峡工程的基因?创新，又将引三峡工程走向何方?

三峡工程全景图

　　在历史航道中锚定目标

　　回顾五千年中华治水史，从郑国渠到都江堰，从红旗渠到丹江口，疏浚河道、筑坝蓄水、引渠灌溉的水利工程尽管各有创新，但多偏于利用河流单一功能开发。而三峡工程兼顾防洪、生态、航运、能源等多重效益，可谓水利工程创新的集大成者。

　　翻开中国地理版图，长江上游径流丰沛，约百万平方公里江流裹挟滚滚水势入三峡，却只能靠数十余米的落差向东上千公里入海。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江汉平原蓄洪能力有限，加固堤岸又造出头顶“悬河”。湖广熟、天下足的另一面，1500万人口和2300万亩良田土地千百年来饱受水患之苦。

　　洪水频频来袭，“纵横千里，一片汪洋”的困境何时可解?沿江数省每年几十万人护堤的脚步何时可停?

　　1953年2月，毛泽东同志乘“长江”号军舰从武汉去南京途中，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防洪的两种设想方案的汇报。之后，毛泽东说：“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样?”

　　扼咽喉以治水患，伏“猛兽”使民无忧。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简称“三峡总公司”)总经理的陆佑楣所说，一条相对稳定的长江，才能够支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在市场潮涌中主动作为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新华社报道记录了这样一幕：“掌声里，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掌声里，人们知道，在共和国年轻的历程里，她的最高权力机关专门对某项建设工程作出决策，这是第一次。它意味着一个中国人做了70年的梦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改革开放带来思想的解放、行动的破冰，催生出三峡工程体制机制、管理模式等领域创新，以诸多“三峡之制”创新，丰富着我国“工程之治”的实践与理论——

　　“四制”建立，明确责任主体。制度的设计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跟上时代的脚步。

　　1993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代表国家层面对三峡工程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宏观调控。1993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三峡总公司，确定以市场化原则组织工程建设运营。这种模式理顺了“政府规范管理、企业独立运营、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形成了我国重大公共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新模式。

　　三峡工程开工伊始，采用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承包制、工程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等四大管理机制，开启我国现代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新篇章，更为我国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改革投下“问路之石”。此后，建筑法、合同法、招投标法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四制”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的法治标准进一步清晰，全国性工程建设市场加速形成。

　　“三期”为阶，创新投融资模式。面对三峡工程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不少专家学者顾虑“国力难济”。而在时任三峡总公司总经理的李永安看来，三峡工程建设正是改变单一国家投资格局，探索实现大型公共项目建设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以三峡工程三个建设周期为阶，融资各有创新。大江截流前，建设风险大、融资需求高，国家注资、政策性银行贷款解决起步难题;大江截流后，工程风险大幅度降低，加大市场融资份额、优化融资结构;首批机组投产发电后，工程综合效益逐渐凸显，以股权融资通道和资本运作为载体，开辟多元融资渠道。

　　立治有体，完善管理标准。三峡工程预算管理、效率管理、质量管理相互交织，只有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才能提升巨型工程驾驭能力。

　　确立“静态控制，动态管理;总量控制，合理调整”的投资管理模式，有效控制投资概算、提升投资效果;首创“零质量缺陷”和“零安全事故”的“双零”管理理念，建立施工单位自检、监理单位总体把关、业主项目部直接监督、质量总监专项负责的四级质量管理组织机构，有力保障了工程建设质量;研发支持设计、承包商、监理和业主协同工作，实现全过程信息控制与管理的三峡工程管理信息系统(TGPMS)，建立起135项三峡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有力促进了三峡工程建设迈向世界一流水平。

　　竞争、效率、规则、科学……诞生于改革开放蓬勃气息中的三峡工程，以新的关键词寻求体制机制变革，充分挖掘投资空间，锤炼工程把控能力，深刻证明了三峡工程正是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成立、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建设的。

　　在闯滩越礁中稳舵远行

　　1996年秋天，一条公路自三峡坝区贯穿而出，逢山凿洞、遇水架桥，古老的西陵峡中堡岛连入时代发展“快车道”。

　　沿着这条路，多少技术图纸、标准方案积微成著，多少机组部件、水泥原料垒土成山。建设者克服三期导流、变水头机组、复杂坝体等世界级难题，以100多项世界纪录、934项发明专利的知识成果，建成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世界最大船闸，世界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升船机，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交直流混合输电系统，拓展了世界水电坐标系的发展轴向和创新尺度。

　　凝聚合力，集成创新。大江截流——截流水深世界之最;截流流量列世界截流工程之首;截流时抛投强度居世界第一位。两院院士潘家铮曾感慨，“翻开世界上大江大河截流工程史，这样集多种难度于一身的情况确属罕见，大江截流及二期围堰确实是个超国际水平的工程。”

1997年，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倾入江中，三峡工程胜利实现大江截流

　　面对这一复杂难题，科研人员整合外部现存知识或技术，将水力学、岩土力学、金属结构、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结合，开展安全技术措施、模型试验、测绘监测、施工管理信息等一系列研究攻关。建设者创造性采用“预平抛垫底、上游单戗立堵、双向进占、下游尾随进占”的施工方案，解决了深水截流技术难题;截流期采用水文测报高新技术，以水文信息以及自主开发的大江截流三维模型，为扩大分流等提供技术支持;通过信息跟踪、动态决策，不断强化施工组织和管理;将工程实践深化为理论，研究深水截流堤头坍塌缘由与机理，首次提出了深水截流困难程度新概念、新问题。

　　这背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总工程师郑守仁凝聚专业技术人员合力攻关;实验室内，大量水力学模型试验、数值计算和机理分析反复测算;工程现场，建设各方充分交流，技术讨论会随时开讲，水利专家帮忙出点子……集成创新模式，也从长江走向金沙江四座梯级电站，走向海上风电建设场，在江海舞台接续上演。

　　创造平台，定向创新。三峡大坝右岸，北方重汽公司为三峡工程量身定制的“TEREX LDC-6型侧卸式混凝土运输车”，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国际领先，此后在诸多水利与矿山工地应用;三峡电站内，鞍钢技术中心和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的项目组，以超常规创新推动三峡蜗壳用钢板研制，为中国水电钢板600、800、1000兆帕“三级跳”实现漂亮的“第一跃”。

　　定制化场景下，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创新主体坚持定向攻关、定制创新、定位突破，一批“三峡首创”技术实现“弯道超车”。

　　创新成果，广泛共享。1996年的北京，一面“三峡工程左岸电站水轮发电机组国际招标会议”鲜红条幅，吸引了来自全世界水电从业者的目光。三峡左岸14台机组通过招标，实现中外联合设计、合作制造，从三峡大坝左岸到右岸，中国企业先后取得了100多项技术专利，中国跨越了与国外先进技术30年的差距。

三峡电站左岸厂房

　　目前，全球已建、在建的127台70万千瓦以上的水轮发电机组中，三峡集团管理86台，一项项三峡技术与标准通过产业链延伸，以“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模式循环发展，促进了世界水电机组的共同进步。

　　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功实现大江截流。2012年7月4日，三峡工程最后一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正式交付投产。

　　所谓“大国重器”，不仅是成果、是平台、是模式、是标准，更是一个国家的创新底气。三峡工程所折射的，正是我国在世情国情巨变中，在治水理念上由局部转向系统，在工程组织上由计划转向市场，在技术创新上由追赶到超越再到引领的跨越。

　　江流奔腾，有曲折险阻，亦有波澜壮阔。今天的“三峡”，在创新之路上笃行不怠，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