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田奇镌，区域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长期进行区域地质、矿产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领导湖南省地质调查所多年，对该省地质事业贡献卓著。所著《湖南泥盆纪之腕足类》是重要的经典，《中国北部太原系海百合化石》是此门类古生物学之开创性著作。《中国的泥盆系》一文奠定了我国泥盆纪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多年担任新中国地质事业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并在湖南大学等校任教，培养了一批人才。

人物故事：

与李四光齐名的地质学家田奇镌

田奇镌，(1899-1975)，张家界市永定区人，当代杰出地质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历任湖南地质调查所技师、技正、主任、所长，中国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大学矿冶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委院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南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特级总工程师、全国矿产含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兼总工程师。195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田奇镌中国泥盆纪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着有《中国石炭纪海百合化石》、《中国之泥盆纪》、《湖南泥盆纪腕足类》等专着。1955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田奇镌，字季瑜，土家族，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为前清秀才，母为书香闺秀。田奇镌在弟兄5人中排第4。他和兄弟们都受到很好的家教。他7岁入私塾，10岁时入大庸县城松梁书院上小学。13岁时在长沙上中学。17岁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翌年北上首都，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田奇镌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又与大家一起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公馆。5月5日，他参加街头宣传，被捕入狱10多天，后在各方面爱国进步力量声援下，胜利返回学校。

1919年秋，田奇镌升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

1920年，李四光及葛利普来该系任教，田奇镌深受他们教导，对地质学兴趣更浓，更加勤奋，曾连续3年以优异成绩获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的奖学金。

1922年冬，田奇镌与同班同学一起去北京昌平县南口进行毕业实习，他们用了3个星期，测制了地形图和地层剖面，采集了化石和岩石标本，最后完成了毕业论文。田奇镌的毕业论文是《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和古生物》，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该区震旦系地层不整合覆盖在“五台系”古老片麻岩与片岩之上。这是他的第一篇论文，对于中国北方震旦系标准剖面之一——南口剖面之研究有一定的创见。他毕业时，该文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

1923年秋，田奇镌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即考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实习员，次年升调查员。在该所工作的3年里，他主要调查北方煤田地质及进行石炭二叠纪化石(镌、腕足类、海百合类等)之研究，还参与了大型工具书《地质矿物学大辞典》的校订工作。

1927年3月，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成立，经翁文灏推荐，田奇镌回家乡湖南参加该所之工作，在那里工作了23个年头，历任调查主任、技正、主任技正、代所长、所长等职。其间，他于1933-1941年兼任实业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1941-1949 年兼该所特约研究员。1928-1940年及1947-1949年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他实际工作地点是在湖南省，以该省地质调查所为主，他在极度困难的环境里，使该所之工作蓬勃开展、硕果累累，成为解放前省级地质调查所中的优秀单位。他本人对湖南区域地质、矿产地质作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积极从事基础地质，主要是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的研究，基于他对湖南泥盆纪生物地层学的研究，奠定了我国南方泥盆纪地层分类基础。1934年获得了第3届“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1940年获得了首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

田奇镌对腐朽的旧社会深恶痛绝。1948年冬，田与中共地下党联系，表示要保护全所财产，迎接解放。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田与长沙各界人士联名通电全国，拥护人民政权，受委派继任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还应邀参加了10月1日开国大典的观礼。他满腔热忱，决心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贡献全部心力。

1950年他被调往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资源勘测处处长、中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工作重心面向整个中南区。同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组专门委员，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1952年，地质部成立，田奇镌任该部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55年，田奇镌被调往北京，历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兼总工程师，地质部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全国地层委员会委员。他致力于全国地质科学技术的管理、组织与领导工作，取得很大成绩。1956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地质部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和关怀。田奇镌还积极参加了地质外事活动。他于1954年、1960年2次访问匈牙利。1956年他应邀赴苏联伯力参加远东地质会议，作了《中国震旦系》的报告，为苏联地质界所重视。1957年他奉派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持铬矿勘探工作，受到胡志明主席接见，并获越南政府颁赠的友谊徽章。

田奇镌也很热衷于学术界的社会活动。早在1920年，他上大学时，就与同学们一道，积极筹创成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并积极参加该会活动。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他即为会友。他参加工作后，即为该会会员。他几十年热心会务，历任该学会《地质论评》编辑(1936-1941年，1943-1947年，1949-1951 年)、《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编辑(1942年)、《地质学报》编委(1952-1956年)、学会理事(1938-1940年，1962-1976 年)，学会编辑委员会委员(1957-1976年)。

田奇镌热心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地质事业上的光辉成就也深为党和人民所信任与敬重。他于1957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9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田奇镌作了大量区域地质和矿产地质调查研究工作。1923年秋至1927年春，田奇镌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先于1923 年冬与赵亚曾、王竹泉调查了河北临城煤田，对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地层作了详细研究。1924年春，他又同赵亚曾调查了河北磁县与河南彰德县六河沟一带煤田地质，详测了上石炭太原统地层剖面，并采了镌类、腕足类、海百合类等化石。这两次考察都有详细报告发表。在该所工作期间，他还与翁文灏、赵亚曾、钱声骏共同校订了重要的工具书——我国第一部《地质矿物学大辞典》(杜其堡编纂，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20年代后期，他初到湖南地质调查所时，先后与刘季辰、欧阳超远调查了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与王晓青调查了湘潭县上五都锰矿，与王及郭绍仪调查了益阳县板溪的锑矿、湘乡县梓门桥等地煤矿及新化县地质矿产，都取得很大成绩。30年代初，他在该所已处于业务领导岗位，因而参与并主持了若干更大规模的综合研究课题。他参与了湘中六县的区域地质调查与填图工作，最后主编出版了《湖南长沙、湘潭、衡山、衡阳、邵阳、湘乡六县地质志》，并附1/25万地质图，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测制的精度较高的区域地质图件之一。在此书中，他初步建立了湘中泥盆系的地层系统，其所创地层名称“佘田桥系”、“锡矿山系”等沿用至今。他又倡议和主持了湖南全省铁、锰、钨、锑、铅、锌等重要矿种的矿产志之编纂。为此，他亲赴各有关矿山、矿区进行实地调查，考察开采沿革、现状、矿床地质特征、规模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先后主编出版了《湖南铁矿志(第一册)》、《湖南锰矿志》、《湖南钨矿志(第一册)》。著名矿床地质学家谢家荣曾对其中的第一部著作有以下评述：“综观全书，调查精密，叙述详明，插图照片亦清晰可观，对于学术问题之探讨，经济资料之搜集，俱属扼要详尽，确属中国经济地质学上一重要贡献也”。他还筹划并参与了粤汉铁路株州至宜章附近全长400公里的区调(1/50万)和矿产调查工作，其成果出版了《粤汉铁路线长坪段地质矿产报告》一书，对粤汉铁路沿线之工业布局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田奇镌积极领导该所调查湖南矿产资源，为抗战开发之用。1938年秋，他受湖南省政府沅陵行署委托，率湘西矿产探查队工作了一年多，对该区30多处矿产地的地层、构造、矿床地质特征作了详细研究，最后将所完成的16篇报告(其中田奇镌单独写的有2篇，与他人合着的有5篇)汇编成《沅陵行署矿产探查队报告书》。

田奇镌还经常应省内和相邻省区有关矿山、煤窑、砂金开采地的邀请，为勘查矿产资源以及矿山建设提供咨询意见。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江华锡矿，沅陵、桃源金矿，锡矿山锑矿等等。他通过上述调查，取得了大量实际资料，发表了若干重要论着，有：《论湘西黔东汞矿之生成与产状》、《湖南金矿之展望》、《湖南之煤矿》、《湖南之矿产》等等。这些著作不仅对湖南及我国南方工业建设起到“先行官”的作用，而且大大丰富了我国经济地质学宝库。

田奇镌曾任教于湖南省立克强学院、湖南大学矿冶系，共历时五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地质矿冶方面的人才。他调离长沙时，将家藏图书(多为自己著作)全捐赠给湖南大学。

除了在学校教书育人而外，田奇镌更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对青年进行传帮带，以利于他们更快地成长。他首先以自己对地质事业的热爱与奉献精神去感染、教育年轻人。例如他对刚到他身边工作的廖士范说：“来所里做事，既不能升官，又不能发财。你如果想升官发财，请不要来!地质调查所不是旅馆，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愿意来，一定得干完三年。……三年以后你如果还能干下去，我劝你这一辈子就干下去，不要改行了……”廖士范深受教育，后来果然热爱地质事业，成长为有成就的地质学家。在日常工作中，田奇镌总是热情指导年轻同事，在室内为他们解决难题，在野外为他们讲解地质现象及理论，工作的各个环节都与大家和衷共济，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共同进步。在他身边工作的年轻人都成长得很快，不少已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如刘国昌、边效曾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工作需要，田奇镌被调到地质部门的领导岗位，负责科学技术业务管理工作。1950年5月，他在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召开的第一次资源勘测会议上所作的3个报告，即《中南区地质概述》、《中南区矿产概况》、《湖南省矿产资源概要》，深受代表及领导重视，被誉为是结合理论与实际的报告。他在武汉工作的5年中，对中南地区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规划、部署与实施进行了全面指导，有效地领导了中南地质调查所及其所属开封、武昌、长沙、南昌、广州5个分所科研工作的开展。他曾多次去大冶铁矿，研究、规划该矿及其外围的地质勘查工作，并积极努力为“武钢”解决铁、锰及其他有关矿产资源问题。

田奇镌调到北京地质部地矿司及全国储委担任领导职务后，先后主持和参与制定了数十种地质矿产勘探规范，审查、审批了各工业部门提交的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主持并参与了铬、镍、汞、金等重要矿产的全国性地质工作会议。参与许多重大地质技术问题的研讨(如不同时期地质工作的方针、任务、工作重点，地质工作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国家急缺矿产资源勘探的突破，重大技术项目的引进等等)，并经常深入重点勘探基地和重要矿区、矿产地的视察、检查与指导工作。

田奇镌对地质工作质量问题极为重视，他认为必须保证各个工作环节的质量，才能取得可靠的地质资料与数据，探明更多更好的可供工业利用的矿产储量。他尤其对某些勘探队由于储量任务压力过大而违反勘探程序、造成浪费等问题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5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要对建国以来采用的苏联矿产储量分类规范进行大破大立，甚至提出要降低高级储量比例和放宽勘探网度。田奇镌认为在某些方面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修订是必要的，但必须充分考虑地质依据，慎重从事，尤其重要的是保证勘探质量。他也很重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合理开发。有的冶炼厂不注意矿石中伴生有益组分的回收，群众乱采滥挖往往破坏矿产资源，他对这些现象深为忧虑，并提出意见。他还对解放初期把已经营多年的金矿突然停办一事提出过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