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从，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未来中国的方向，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并取得了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巨大成就。但是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未来十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一、改革尚在半途

    根据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总体规划，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这个体制与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两者之间差距的主要表现是，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首先，政府仍然支配着主要的经济资源。矿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资本都掌握在政府手里。

    其次，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一切“制高点”(列宁语，中文译为“命脉”)。国有企业在一系列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很大，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

    再次，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对市场准入广泛设立行政许可、对价格进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中国形成这样的体制，是其来有自的。在开始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这个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因为即使认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欧美模式的市场经济的人们也承认，在竞争性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经济的职能。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更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乃是由全能政府包办一切经济社会事务的“国家辛迪加”(列宁)或者“党国大公司”(东欧经济学家)。因此，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要强得多。

    所以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既包含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含旧的统制经济因素的过渡性经济体制。

    正是针对这种市场体制很不完善、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况，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央决定执行得并不好。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对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历来都是由危机促成的。可是，由于20世纪的改革十分成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官员们觉得日子很好过，于是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动力，就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下来，甚至在某些部门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所以说，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于是这种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双重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状况。

    这种过渡性体制建立后，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于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最近几年，过去高速增长时期所积累起来的，但是被短期的业绩掩盖的各种矛盾也都暴露出来，近几年变得愈来愈尖锐了，这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前面讲了粗放经济增长的弊端。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外汇改革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即出超)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用以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农村还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需要就业，其他资源的短缺程度还不是那样严重，粗放增长模式就还能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21世纪之初，城市化的加速，各级政府获得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支配权，就出现了粗放式增长方式的进一步回归，用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项目投入资源的办法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用几万亿元的投资和海量的贷款打了一剂强心针，这种靠透支资源、寅吃卯粮支撑短期增长的办法也风光不再、难以为继了。所以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就把发展方式转型的议题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用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上的重要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为什么“刻不容缓”？据我理解，是因为再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无法维持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