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

　　近日，著名设计史论家、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做客时代国际单位·南都艺术沙龙，讲述了中国地标性建筑的发展和症结。

　　说到地标性建筑，你能想到什么?天安门、“鸟巢”、广州塔、国际金融中心……究竟何为地标?中国的地标性建筑经历了哪几波风潮?地标建筑应如何传承城市的文脉?

　　芳村“大铜钱”是广州脸上的一道疤

　　“建筑在国外，在中国只有房子。”一开场，王受之就套用美国后现代主义设计大师查尔斯·詹克斯的话，来形容中国的地标性建筑。

　　在他看来，中国的地标建筑多以配置豪华和体型巨大而闻名，但却往往因浪费资源和破坏天际线而引起民间的愤怒，如今已到了非讲不可的地步了。

　　“随着国家权力的膨胀，就需要修建地标建筑，财富积累得多了，就非要修一栋房子烧一下。”王受之说，“古代的地标性建筑基本与宗教有关，而如今却大多依靠政治权力和财富权力。广州在芳村搞了一个‘大铜钱’，那个‘大铜钱’我看了之后特别痛苦，黄颜色的，非常恐怖，那就是广州脸上的一道疤。”

　　中国修建地标性建筑的第一波是在民国时期，王受之说：“彼时，在公共建筑的设计上，极力倡导中国固有之形式，即以民族形式加上现代化结构，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和市政府等都是那一时期的杰作。从观音山、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走下来，一直到海珠桥、海珠广场，在这条城市中轴线上，做了不少地标性建筑，民国时期的广州城市布局是最漂亮的。”

　　在他看来，民国年间的中国大城市最有民族像，“广州就是广州，上海就是上海，风格不一样，不像现在，到处都一个样，有了雾霾大家都看不见。”

　　地标建筑不应破坏城市文脉

　　“地标性建筑应该以不破坏城市的文脉为前提，这个城市是它的一个母体，母体里面长出新的东西，应该放在新的地方。”王受之认为，不能把一座建筑与其所在的城市隔断，建筑不是展品，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我们恰恰就做了很多与这个城市没有关系的建筑，反而把与城市有关系的东西都给拆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王受之回忆，曾经的人民南路到西堤一线，是广州的繁华之路，小时候常到新亚酒店吃西餐，足足可以与香港的湾仔相比，“后来来了一任市长，要搞一个高架桥，人民南路就完了。”城市建设与政绩挂钩，是中国地标建筑井喷的原因之一。

　　“中山纪念堂、光孝寺、上下九，一想到这些，就知道这里是广州，但你再想想另外一个广州，太古汇和珠江新城，珠江新城是一个什么城?路很大，晚上没人走，吃东西的地方还特难找。”

　　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石油国家大肆搞地标建筑的土豪风很快就刮到了中国，这股风对于城市文脉的切割太严重了，政府依靠行政权力，用纳税人的钱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和老广州的联系缺少一点东西，“缺的这点就是依靠城市的慢慢发展所积累起来的文脉。”

　　保育老建筑应靠严格立法

　　对于近期广州城中热议的骑楼保护问题，王受之建议，应该依靠严格的政府立法，而不是单靠行政的手段，有很多建筑够不上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的保护，但它本身有价值，这时候就应依靠立法来明确。在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除了需要建筑方面的专家，研究文史的学者也必不可少。

　　讲座现场，有观众问到，如果用一个颜色来代表广州的建筑，会是什么颜色?王受之给出了白、黄、灰三种可能性，北京路、上下九骑楼建筑是白颜色，大沙头一带是法国式的黄色，叫广州黄，很反映广州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形式，巷子里面的建筑是灰颜色的。